繼《延禧攻略》《冰糖燉雪梨》遭遇“剪刀手”后，《云南蟲谷》一案的宣判，再次讓短視頻平臺侵權問題引發行業熱議。?

近年來，隨著短視頻業態的蓬勃發展，一些短視頻平臺已成為互聯網領域侵權新興的“高發地”。未經授權的侵權盜版視頻不僅破壞了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更擾亂了視頻行業的正常發展秩序。

北京互聯網法院公開披露，2019年至2021年該院共受理涉短視頻著作權糾紛案件分別為540件、729件、1284件。其中，被訴侵權行為仍以復制型侵權為主，包括切條長視頻、搬運短視頻、添加背景音樂等。

可見，針對短視頻侵權治理已經刻不容緩。

11月11日，由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主辦、陜西省法學會人工智能與大數據法學研究會協辦的“短視頻平臺法律責任”學術研討會在線上舉行，對短視頻平臺的侵權治理與知識產權保護進行了深入探討。?

是“不能”還是“不為”？

技術是中立的，不是裹著“不能”外殼來規避責任的借口。

短視頻已經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數據，預計截至2022年12月，短視頻用戶規模將達9.85億人，使用率將達92.4%。

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張楚認為，短視頻平臺迅速壯大，得益于人工智能和算法推薦，用戶從原來的手動搜索內容變成網絡平臺的個性推薦。

正如，快手、抖音等短視頻平臺通過算法推薦，讓用戶留戀在刷短視頻的樂趣中。

但伴隨短視頻的興起，在內容上引起了與長視頻的競爭。

有些短視頻內容，通過將影視綜高光片段、精華劇情截取、搬運制成短視頻內容，讓侵權人幾乎零成本獲取了內容、謀取了違法利益，也幫助以用戶上傳為內容來源的短視頻平臺免費收獲了巨大流量，但卻極大地損害了在內容創作上投入創意、心血及巨大成本的權利人。

與此同時，“在短視頻業態中，人工智能、算法推薦顛覆了內容的傳播方式，短視頻侵權內容也隨著算法推薦迅速擴散，這也給內容版權帶來新的挑戰。”張楚說道。

對這一觀點，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競爭法研究中心主任陳兵也表示認同。他表示，短視頻平臺算法推薦下的侵權視頻泛濫，最終將會導致創作、傳播的源頭枯竭，最終損害用戶利益，也有損鼓勵創新的市場競爭文化的生長，更不利于數字文化的繁榮發展。

就目前短視頻侵權的事件，已是屢見不鮮。愛奇藝訴字節跳動侵害《延禧攻略》信息網絡傳播權一案，愛奇藝訴稱，字節公司未經授權，在《延禧攻略》熱播期間，通過其運營的今日頭條APP利用信息流推薦技術，將用戶上傳的截取自《延禧攻略》的短視頻向公眾傳播并推薦，侵權播放量極高。以及近日一波兩折的《云南蟲谷》案。

在侵權案件中，短視頻平臺通常以“內容是用戶上傳的，自己只是網絡存儲空間提供者”為由辯護，往往自我標榜“技術中立”，聲稱平臺已盡到“通知-刪除”義務，從而利用“避風港原則”逃避侵權責任。

在陳兵看來：“平臺算法的決策過程中仍然隱含承載著平臺的價值觀和主觀決策，所謂的中立性也非絕對中立。短視頻平臺不能以簡單的技術中立、避風港規則為由減免其應盡的盡職義務。同時，防止‘技術中立’成為平臺運行算法中規避責任的理由，導致算法技術被誤用甚至濫用。”?

對于短視頻平臺的侵權責任認定，張楚表示，要看其是“不能”還是“不為”。現在人工智能的技術已經具備較高水平，短視頻平臺可以通過視頻、音頻、關鍵詞、圖形結構等方式進行平臺內容的侵權檢測，如果仍然存在大量侵權內容，這不是不能，而是不為。所以在現有技術發展下，避風港規則已經滯后，如果依然用“沒有能力”“技術不能”等借口來逃避責任義務，是沒有事實依據的。

守住“面子”與“里子”

在短視頻侵權的案件中，不少業內人士反映，對于短視頻平臺更易實施、更隱蔽、更復雜的侵權特點，權利人普遍遭遇“舉證難、賠償低、成本高、周期長”的維權難題，創作者往往“贏了官司輸了錢”，而創新企業則“贏了官司輸了市場”。

如何化解短視頻侵權治理問題？讓權利人不僅守住“里子”也要維護好“面子”。與會嘉賓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提高侵權成本。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教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專家庫成員王艷芳認為，對比全球的音樂版權正版化過程，短視頻侵權賠償不是過高了，而是還不夠。從現實案例來看，短視頻平臺一邊喊著高額賠償，另一邊仍在持續侵權，可以看出，短視頻平臺付出的侵權成本遠沒有獲得的收益高。

全國審判業務專家、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原資深法官宋健結合相關案件分析道，在損害賠償的司法確定中，專利、商標與著作權各領域的發展不平衡，相比于最高法院二審“香蘭素”商業秘密侵權案1.59億元的判賠數額，最近商標領域拉菲商標侵權案一審7900萬元的判賠額，著作權領域中對高判賠額的共識遠低于其他知識產權領域。甚至在游戲作品領域已經有幾千萬的賠償數額，但在視頻領域不僅判賠額普遍較低，且與長視頻作品的高創作投入、高風險以及當前嚴格知識產權保護的大環境背景不匹配。?

在宋健看來，短視頻領域判賠額的確定，首先應當根據個案因素確定，并非一概高判，也更非一概低判。但總體趨勢是提高判賠額，提高侵權代價。“司法定價是知識產權客體市場價值的最終體現和保障，高價值的知識產權應當獲得高判賠額，才能夠減少侵權，普遍侵權現象才能夠得到有效制止。”?

二是完善法律機制。江蘇省知識產權保護與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南京知識產權法庭原庭長姚兵兵表示，司法應當積極回應需求，調節版權侵權判定中的注意義務標準。在考察各平臺履行注意義務所采取的版權治理措施是否適當時，既要以其客觀上所能達到的程度為限，也應要求平臺本著誠實守信原則，采取符合其商業模式、體現其預見水平和控制能力的預防性措施，為包括短視頻平臺在內的行業健康發展提供法治保障。

三是加強企業責任意識。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兼副秘書長李揚表示，內容分發服務提供者承擔熱點版權過濾義務，建立版權過濾機制，具有社會事實基礎。

具體來看，首先從最高人民法院和國家知識產權局歷年發布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和行政保護白皮書公布的數字看，我國知識產權侵權極為嚴重，版權侵權尤其是重災區，理應加大版權保護力度；其次網絡服務提供者身份發生了巨大變化，原來的網絡技術服務提供者已經轉變為綜合服務提供者，再僵化適用通知-刪除規則已經不恰當；再者早期平臺需要借助人工完成內容審核，但是隨著技術發展，算法和推薦等技術讓內容審核成為可能。對于大型互聯網平臺需承擔更高的注意義務，具有合理性。此外，由于邊際成本遞減效應，內容分發服務提供者承擔熱點版權過濾義務，完全符合利益平衡原則。

此外，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教授、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費安玲建議道，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設立短視頻平臺協作同盟，旨在推進對短視頻的侵權行為進行自查、共同預防和共同自糾，促進短視頻平臺的適法環境并推動我國知識產權保護觀念的提升。